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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特萬格勒 - 柏林廣播交響樂團錄音全集, Vol.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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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 倫敦男孩Blog網站
威廉‧福特萬格勒(Wilhelm Furtwangler)於1886年1月25日出生在柏林，1954年11月30日逝於維也納的巴登。他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最偉大的指揮家，他一生充滿了傳奇，他父親是著名的考古學家阿道夫‧福特萬格勒(Adolf‧Furtwangler 1853-1901），他曾長期在希臘奧林匹亞遺址研究挖掘，1880-1894擔任柏林古物陳列館館長?A1894年任慕尼黑大學教授。威廉的母親是一位鋼琴家，從小開始他就在此一環境中長大，有很好的人文與藝術涵養，1902年任呂白克樂友協會指揮，為阿本特羅特 的後任?A1915任曼海姆歌劇院（Mannheim Opera）指揮，1922年柏林愛樂與來比錫布商大廈愛樂管弦樂團指揮尼基許（Nikisch） 逝世，在理查‧史特勞斯的支持下他順利繼任其職務，成為德國音樂界的最高領導人，此時他三十六歲。1924年應紐約愛樂之邀赴美指揮，這是他第一次赴美國，1927年又應邀再次赴美，之後就再也沒踏上美國的土地，1927年他統領著世界最強的三大樂團，柏林愛樂，來比錫布商大廈愛樂管弦樂團和維也納愛樂，但因為無法身兼數職，於1928年辭去來比錫的職務，布魯諾‧華爾特任其後任，但是它的影響力仍是巨大的。
1930年擔任拜魯特音樂節指揮，1932年納粹成為德國多數黨，希特勒任首相，當年福氏也首次被希特勒召見，1933年希特勒獲得了全部的權力，開始展開他的淨化歐洲的政策，而福特萬格勒因為為納粹的文化政策作宣傳活動與擔任音樂演奏，日後引起了對其人格與音樂的爭議，不能否認的他音樂中的感人魔力是納粹欲用來影響感召人心的工具，希特勒厲害的地方就是知道文化對於人類的重要性，是一種傳承，德國音樂有著偉大傳承自巴赫，貝多芬，布拉姆斯的血統，此能喚起民族的精神，所以在要福氏服從的手段是較溫和的，福氏也因其權力幫助了許多猶太朋友，至少在反猶時，它的猶太團員和秘書沒被撤換。戰後他受審判，因無直接證據被無罪，但是他心中是無限感傷的，他是位很愛好音樂，為音樂奉獻一生的人，在他心中音樂就是神，就是愛，就是人文，不容許被政治所污染，在當時由日後資料證明，他當時確是要維持音樂的獨立與精神，所以才在納粹中任職，並不因害怕而逃避此責任，它的理由只有一個，很單純，「他愛音樂」，所以才會在他為納粹服務的其間，1934年發生有名的「亨德密特事件」在他報紙上發表文章砲轟納粹，政治干涉藝術，與納粹決裂，雖日後因被迫無奈，又在1935納粹紐倫堡黨大會指揮，但他已不在擔任公職，1938年希特勒吞併奧國，下令解散維也納愛樂，但福氏多方奔走交涉下，才使希特勒收回成命，1945年偕妻兒逃亡到瑞士。
德國的指揮譜系可以追溯到兩位先驅者，孟德爾頌與華格納。指揮在歐洲成為一種形式是在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時，在此之前，小提琴首席才是樂團真正指揮，它的工作是定速度，穩定樂團而已。孟德爾頌與華格納的音樂風格是截然不同的，有著極大的差異，孟氏是淡泊清澈，具古典氣息的，阿波羅式的，音樂以簡潔，邏輯化，精確化著名，二十世紀初大指揮托斯卡尼尼也是，重於遵照譜面演出。而華格納就不同了他是火熱情緒的代表，他被譽為不用樂譜，背向聽眾進行指揮的第一人，]孟氏是斜對觀眾的）他是酒神式的代表，他認為表面上看音符的指揮家和另一位能悉心探究音符背後更深層含意的指揮家之監視有大差別的，馬勒曾說過：音樂中最好的東西在音符裡找不到）所以對華格納來，說好的音樂並不是拍子固定的，而是隨情緒的醞釀作改變，而音樂最終的目的是其中的精神力量，透過此才能真正把作者原意展現，而導致形成了日後指揮譜系上的兩大學派，而福特萬格勒是此派的延續，華格納曾竭力促使德國的指揮學派具有高度思想性和嚴肅的使命感，他認為德國文化極為優秀，而指揮家的使命就在於保存，保護和宣揚他。在這方面，華格納得到了另一位大作取家兼指揮家馬勒的鼎力支持。十九世紀後期開始湧現了一批音樂界的英雄偶像，一批不專稿作曲的專業指揮家，漢斯‧馮‧畢羅和漢斯‧李斯特，尼基許就是，他們的經歷是可以像家譜般精確加以追溯的。從孟德爾頌開始，阿波羅式的指揮家譜引向，托斯卡尼尼，喬治‧賽爾…。
從華格納開始，酒神式的支派延續到尼基許，福特萬格勒，傑力比達克（羅馬尼亞裔，福氏的副指揮，1954年與卡拉揚爭位失敗）伯恩斯坦…卡拉揚也勉強可以算是）。
有一本福特萬格勒的英文傳記書名為《the devil's music master》稱他為「魔鬼的音樂大師」，從這內容來看，這「魔鬼」一詞含有兩個意思，一個是指福氏曾當過希特勒的御用指揮，魔鬼指希特勒，但福氏雖在納粹政權下工作，仍秉有藝術家的純正情懷，他曾欲演出亨德密特的作品《畫家馬第斯》，而亨氏之妻正是納粹所欲除之後快的猶太人，福特萬格勒完全不顧這狀況，以藝術價值為衡量，大膽演出，從此可發現他真是熱愛音樂的。「魔鬼」一詞另一含意是指福氏音樂具有鬼使神差的魔力，它的音樂種是激昂動盪，變化無窮。它的指揮觀念把每一場演出都當成是一場祭典，尤其是當他指揮貝多芬的作品時，更可以發現，每一次指揮同一首曲子，都有變化，都有不同興味，每一次演出都是想像力前所未有的飛馳，或說是進行了一場冒險，一般指揮家在現場的演出總是要顧及整體，深怕出了差錯而無法控制，因為一人要控制一百多人實難矣，但福氏總是敢於大膽嘗試，一方面他必須要對團員具有高度的控制力，他的"克利斯馬"特質和意志力也要與之指揮棒結合起落飛舞，它的音樂能驅策團員達瘋狂狀態，達激情沈醉狀態，要做到它的境界，或許只有神靈附身吧！1955年福氏逝世的悼文中，著名的小提琴家胡迪耶‧曼紐因寫到：福特萬德勒是我們時代中最後一位能帶領我們回溯到古印地安人和古希臘人傳統的偉大靈魂，那種古人的傳統中帶有與神性和上帝的連結，在這無事堪為神聖的世界裡，我仍間信，有一些事或某些音樂是應保有這樣神性的。而福特萬格勒透過他每一次指揮貝多芬，布拉姆斯，巴赫，就好像晚成了一場神聖儀式一般，我感謝我的命運，讓我有機會在他晚年中與他共度。
福特萬格勒一生精擅的曲目，不外乎貝多芬，布拉姆斯，布魯克納，華格納。這也代表了他對於德國音樂的傳承。音樂，文學，繪畫，哲學…都是人的思想創造產物，在近代德意志德國的哲學和藝術美學中，承載著一種在其他國家所看不到的特殊意義，從康德，黑格爾，韋伯，到馬克斯無一不是受到此文化精神的影響，此一精神是由環境與人與自然在時間的演變之下逐漸形成，就算到現在，德國人的日常生活仍然可以見得到此精神的影子，這不是使於官方的，是屬於平民的，是市民社會文化的一種，在第一次世界大戰，與第二次世界大戰，此文化與政治結合，形成了一種統一的共識力量，這可以賦予人力量與勇氣，照黑格爾的說法是一種意志精神，但這決不是唯物的，他是一種唯心的概念，福特萬格勒是二十世紀德國指揮藝術上頂峰的人物，這是誰也不能否認的事實。他所指揮的貝多芬音樂往往表現了「崇高」精神這個詞的真正意義，這也是確鑿無疑的，但是如果把他的音樂中的不可思議的「崇高性」是否帶有近代德意志精神作為一有待瞭解的問題，是很有意思的，或許有助於我們瞭解德國的精神。對於福特萬格勒來說貝多芬是真正進入他血液中的，現在成為十九世紀有教養的市民文化象徵的人，有誰比得上歌德和席勒，有誰比得上貝多芬呢？之所以這樣說，是由於他們的藝術所含的形式與內容，與市民的公共性和內在精神是相通的，而這種關係也正形成他們人文主義修養的基礎，從成長環境來看，福氏為學者之子，人文教育與市民文化是它的精神支柱，所以福氏往往十分注意去透過內在精神與市民文化溝通，透過音樂的結構形成一種聽得見的德意志精神。
納粹德國是此精神的變態發展，而福特萬格勒延續的是上承歌德，席勒，貝多芬的精神，絕非小小納粹而已，如是這樣他應該更順從才對，而不會反抗（上述的亨德密特事件）。而當時還有一些御用指揮，卡拉揚，貝姆，克納佩斯布許，克勞茲（維也納新年音樂會創始者），理查史特勞斯…福氏與之比起來，他們簡直就像寵物一樣順從。所以日後輿論會對福氏特別照顧，一開始時我好像以為只有福氏是御用指揮，之後才發現還有，這是因為輿論總是以福氏為例，但這對他是不公平的），從另一方面看也證明了他在德國音樂界的影響力，總之它的音樂不應該被解讀成納粹的音樂，在音樂的世界中是沒有國界的，更不用說干預了，而這也是福氏他堅持的立場。
福特萬格勒的指揮手法極為自然，每場音樂會的詮釋都不盡相同（即使是同一首作品）。因此，我們對於他特殊的指揮風格甚難評價。他的指揮技巧不落俗套，以流暢的節拍，近乎催眠的方式，使樂團的每一位成員都能盡情的發揮，因而使整個合奏團產生美妙而澄澈的音色。福特萬格勒對音樂的詮釋絕非僅是依照總譜小心翼翼地處理，而是試圖發掘作者意欲表達的最深內涵。他早期的音樂生涯和一般德國指揮家相同，先在蘇黎世、史特拉斯堡及盧北京等地作了一連串的歌劇和音樂演出。接著在1919年出任舉世聞名的維也納東昆斯特拉交響樂團指揮，三十六歲時其精湛的詮釋手法已在同輩指揮家中脫穎而出。1922年亞瑟．尼基許去世之後，福特萬格勒被視為繼任德國萊比錫布商大廈管絃樂團及柏林愛樂管絃樂團首席指揮的當然人選。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他並未離開納粹德國，雖然盡力在音樂方面多做發揮，試圖實踐音樂不干涉政治的理想，但在戰後的數年間，他仍因與納粹政權的接觸，而頻頻遭人非議。福特萬格勒在世的最後數年間，灌錄了許多精彩的唱片，這些珍貴的錄音在他百年誕辰紀念時，將其聲譽推至巔峰。這些演出中包括他為Decca 所錄製的兩首作品，法朗克的交響曲是於1953年12月錄製，而舒曼的第一號交響曲則是1951年10月29日於慕尼黑的現場演出錄音。樂評家大衛．卡恩針對這場演出在英國的留聲機雜誌寫下短評：「他使用的速度比我們預期的來得更輕柔而緩慢，但是卻使幾個合奏低音部份更能有所發揮，揉音更生動，樂句的處理造成強烈的情緒。這些是福特萬格勒詮釋手法的正字標記，如此高水準的演出，讓聽眾再度感受到舒曼音樂的精髓。]

內容註

Disc 9 : Symphony no. 3 in E-flat major, op. 55 : Eroica (55:06) / Beethoven -- Overture to Rosamunde : op. 26, D 644 (12:12) / Schubert -- Concertante Musik für Orchester : op. 10 (9:54) / Boris Blac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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