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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mphonies / Vol. 6. Beethov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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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 MUZIKAir 網站 - 音樂人猶太幫 Kosher Nostra—音樂勢力爭和平 巴倫波因 / 劉聖文 - 橫跨鋼琴與指揮兩界的巴倫波因，是出生在阿根廷的猶太人，隸屬於「阿胥肯那吉」一脈，據說平均智商相當高，而對照其成長過程，此說似乎不假。5歲由母親啟蒙鋼琴，後來跟父親繼續學習，就再沒有其他正式的老師；7歲就在布宜諾斯艾利斯舉行第一場音樂會。巴倫波因10歲時，舉家遷回以色列定居；兩年後，父母親帶他到薩爾茲堡去跟指揮家馬克維契（Igor Markevitch，1912-1983）學習指揮，也首次拜見了福特萬格勒，還盛讚年僅12歲的巴倫波因是個「奇蹟」，當下就邀請他與柏林愛樂一起演奏。不過，巴倫波因父親認為納粹屠殺猶太人的慘劇還歷歷在目，因此婉拒了大師的美意。父母親對神童兒子的栽培不遺餘力，還遠赴巴黎與布蘭潔（Nadia Boulanger，1887-1979）進修和聲學與作曲的知識。10歲就在維也納以鋼琴家身分登台的巴倫波因，12歲就錄製了第一張專輯，年輕時代就已經錄過全部的莫札特、貝多芬鋼琴奏鳴曲與協奏曲，其中貝多芬的五首協奏曲就錄製了兩次，第一次是由克倫培勒指揮，第二次是他自己身兼指揮與鋼琴獨奏二職。早期的演出曲目，以古典作品為主，然後他漸漸將觸角往兩端延伸，開始演奏巴洛克及浪漫樂派的曲目；現在的他可說古今包辦，從現代、爵士、阿根廷到各種民謠音樂都手到擒來。
1967年，巴倫波因首次以指揮的身分登台，與愛樂管弦樂團在倫敦演出。1975至1989年間，受聘為巴黎管弦樂團的指揮，接觸了大量的現代樂曲。1991到2006年則是芝加哥交響樂團的音樂總監，但對美國樂團的總監須兼負募款職責的做法，相當不以為然。也因此，當馬捷爾（Lorin Maazel）即將卸任紐約愛樂總監，出乎意料的將巴倫波因推薦給董事會最為下任人選時，巴倫波因雖感榮幸，卻表達了短期之內不想回到美國接任任何樂團的意願。儘管紐約愛樂不停地邀請，持續了一年之久，巴倫波因最終還是加以拒絕。現居柏林，同時擔任柏林國家歌劇院與其管弦樂團的音樂總監；2006年起成為米蘭斯卡拉歌劇院的首席客座指揮，重心似乎慢慢轉向歌劇。長年來巴倫波因致力於促進巴勒斯坦地區的和平，希望能靡平以巴之間劍拔弩張的氣氛。他和巴勒斯坦學者薩伊德（Edward Said）一起成立了「東西方會議廳管弦樂團」（West-Eastern Divan Orchestra），以一比一的比例，將以色列與阿拉伯的年輕音樂家們聚在一起演奏。世代傳承的仇恨，使得樂團在成立之初充滿挑戰，青少年團員必須學著將種族的衝突放在一邊，和平地一起演奏音樂。經過幾年的努力，這個以人道立場為出發點的樂團，已經引起眾人的矚目，並錄製專輯、四處演出。
因為華格納曾在書信中流露出反猶太的字眼，從而影響到酷愛他音樂的希特勒，雖沒有明文規定，但大家都知道在以色列不能公開演奏華格納，但私底下他的音樂錄音可是賣得嚇嚇叫！巴倫波因勇於向禁忌挑戰，他認為音樂家的人品與其創作不應混為一談；2001年他帶領柏林國家歌劇院管弦樂團，在耶路撒冷演出華格納的歌劇《崔斯坦與伊索德》，引起極大爭議。另一場音樂會本來排定由杜明哥領銜演出《女武神》的第一幕，卻遭到大屠殺倖存者與以色列政府的抗議，反對力量之大，使得巴倫波因不得不臨時更改曲目，但別以為他就因此乖乖就範，早已是世界樂壇一哥的他，硬是在音樂會的尾聲，宣布安可曲是華格納的音樂，並告知現場觀眾如有不能接受者歡迎離席，「在觀眾裡面一定有人是不會將華格納的音樂與納粹扯上關聯的，能演奏華格納，是一種民主的行為；我現在將是否能演出這首安可曲交由在場各位決定。」這一席談話可讓音樂廳裡整整討論了半小時，台下還不時有人對著巴倫波因吼叫；最後，1500名左右的觀眾裡，只有50多位離席表示抗議，演奏完畢，掌聲如雷。而據說留下來的聽眾中，至少有一位本身是大屠殺的倖存者，巴倫波因藉著這個事件，大膽的宣示了他的政治立場。
不過事情當然不會就這樣止息，2005年他拒絕接受穿著軍裝的以色列記者訪問，以國教育部長氣得稱巴倫波因是個「真正痛恨猶太人的傢伙」、「真正反猶太主義者」。2007年12月，巴倫波因率領一群來自英、美、德、法的音樂家們，要赴加薩走廊舉辦一場巴洛克音樂會，團員中還包括一位巴勒斯坦人，以色列當局雖早給予這個演出團體入境許可，等真到了邊境時，巴勒斯坦人卻被阻撓，包括巴倫波因在內的20餘位音樂家，就這樣卡在邊境等待了七個小時，於是當場決定取消演出以示抗議。巴倫波因表示，在加薩走廊的一個羅馬天主教堂內，演奏巴洛克音樂，難道會對以色列的國安造成威脅嗎？音樂應該只會帶給困苦的人民一些慰藉啊！2008年的1月，巴倫波因宣布拿到巴勒斯坦的國籍（現在他同時擁有阿根廷、西班牙、以色列、巴勒斯坦的國籍），同時宣示期待和平的決心。以色列當局當然氣炸了，也有人提議要註銷他的國籍。早年在以色列七日戰爭期間，不顧自身安全地與杜普蕾從英國趕赴以色列用音樂支持同胞的巴倫波因，多年下來，卻對以巴兩國固持己見、戰火不斷且無意溝通的情況感到灰心，或許才會想到使用音樂家的影響力，促進和平共存的理想吧！
摘自 維基百科 網站 - 《D小調第九交響曲「合唱」》，作品125（英語：Symphony No. 9 in D minor, Op. 125）是貝多芬於1818至1824年間創作的四樂章交響曲，也是他完成的最後一部交響曲。該作品是古典音樂中最為人所熟知的作品之一。該作品篇幅宏大，演奏全曲需約一小時。貝多芬也是首個在交響曲中使用人聲的主流作曲家。末樂章的歌詞由德國詩人弗里德里希·席勒的《歡樂頌》（An die Freude）中部分詩句改編而成。該作品的別稱「合唱」由此而來。時至今日，《第九交響曲》仍在世界文化界有相當重要的地位，尤其該曲第四樂章部分樂段經指揮家海伯特·馮·卡拉揚整理後，以《歡樂頌》（Ode to Joy）之名成為歐洲聯盟的官方盟歌。於2003年，交響樂的手稿在倫敦的蘇富比拍賣行以330萬美元的天價售出，印證了其價值。正如蘇富比的手稿部負責人史提芬·路博士（Dr. Stephen Roe）指出：「這是人類的一大創舉，足以和莎士比亞的《哈姆雷特》與《李爾王》平起平坐。」另外，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亦於2001年9月4日將柏林國立圖書館收藏的《第九交響曲》手稿列入「世界記憶名錄」當中。
此交響曲最初由倫敦愛樂協會（The Philharmonic Society of London，今皇家愛樂協會）於1817年委託貝多芬創作。貝多芬1818年開始創作，1824年初完成全曲。此時其《第八交響曲》已出版達十二年之久。早於1793年，貝多芬便試圖為席勒的《歡樂頌》譜曲，但草稿已經散佚。貝多芬之前的一些作品也為此作品奠下了基礎。1810年代初，貝多芬在草稿本中寫下了一些樂思。第二樂章諧謔曲的旋律可追溯到貝多芬作於1815年的一首賦格。1808年創作的《合唱幻想曲》，形式上與鋼琴協奏曲相似，在最後也加入了合唱和獨唱；與該作品一樣，人聲的旋律先由器樂奏出，而該旋律與《第九交響曲》亦有類似之處。往更早看，《合唱幻想曲》的主題亦在1795年左右的一首名為「回饋的愛」的歌曲中有所體現。末樂章聲樂的導入部，對貝多芬而言是一大難題。貝多芬的朋友安東·辛德勒（Anton Schindler）後來回憶道：「當他開始創作第四樂章時，（他心裡）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掙扎。他致力找出一個適當的方式，引出席勒的《歡樂頌》。一天，他走進一個房間，大聲叫道『我找到了，我剛剛找到了』。接著他給我看了草稿，上面寫著『讓我們為不朽的席勒唱出頌歌』。」然而這句話也沒有出現在最終版本上。貝多芬之後也不斷修改了這部分，最終才成為今日的引子。貝多芬原打算在柏林進行作品的首演，因爲他認爲維也納的音樂品味已被羅西尼等義大利作曲家獨佔。但他還是聽從了朋友的意見，將首演地點定為維也納。
《第九交響曲》於1824年5月7日在維也納肯恩頓門大劇院首演，由維也納皇家宮廷歌劇院管弦樂團及合唱團演奏，邁克爾·烏姆勞夫（Michael Umlauf）指揮，貝多芬亦在臺上監督。然而烏姆勞夫親見貝多芬兩年前指揮《菲岱里奧》排練的窘況，故要求樂手無視貝多芬的指示；貝多芬僅在樂章開頭打拍子，給出速度，中間翻譜而已。女高音與女低音部分由兩位新秀韓妮耶特·松塔格（Henriette Sontag）和卡羅琳·昂葛爾（Caroline Unger）擔當。同時首演的還有貝多芬的《向大廈獻禮序曲》和《莊嚴彌撒》的前三部分。由於這是貝多芬十二年來首次向公眾亮相，所以音樂廳內熙熙攘攘。關於《第九交響曲》首演的花絮有很多。據當時的聽眾稱，樂隊並沒有完全準備充足；之前僅進行了兩次總排練。除此之外，首演大獲成功。貝多芬的動作十分富有激情，據小提琴樂手約瑟夫·伯姆（Josef Böhm）描述道：「他好像想演奏所有的樂器，為整個合唱團歌唱。」其力度指示倒受到了樂手的遵從。觀眾鼓掌時刻有不同説法，一是第二樂章諧謔曲之後，二是全曲結束時。但共同的一點是當時氣氛十分熱烈，掌聲雷動，歡呼經久不息；觀眾起立達五次之多，空中飛舞著手帕、帽子。據稱貝多芬的速度比樂隊要慢，所以最後是女低音將他扶轉過身來，纔看見了這一盛況。當時皇室最高成員也不過要三次站立致禮；站立五次被認爲是很不妥當的。甚至連警察都來維持秩序，企圖制止觀眾不斷地起立。貝多芬事後感動萬分。然而5月23號的演出卻遠沒有那麼受歡迎。當時亦有對該作品的負面評價，批評其不協和之處。

內容註

CD 6 (76:40) : Symphony no. 9 in D minor, op. 125 "Choral" / Beethov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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